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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罗”“小罗”战友情

在红军时期,有这么两位人物,因他们都姓罗,又相继担任过红四军第二纵队和红四军政委,且关系密切、亲如兄弟,战友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们“大罗”“小罗”;长征到达陕北,他们同期进入著名的“抗大”学习,一起当过“原始天尊的弟子”。在长达34年的革命友谊中,他们既有革命战友间的生死与共,又有亲如兄弟般的砥砺共进。这种深厚的战友情与他们的名字一起,被镌刻在红色军史上:开国元帅罗荣桓与开国大将罗瑞卿!

罗荣桓,1902年11月26日(农历10月27日)诞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南湾村(今属衡东县)。他从小就酷爱学习,倾向进步。从长沙协均中学、青岛大学工科预科到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他一直是反帝爱国的中坚分子。

1927年5月,在革命低潮时期严重的下,罗荣桓毅然加入中国青年团,很快又转为党员。从此,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中国革命事业。

8月,罗荣桓受湖北省委指示,参与组织通城秋收暴动,担任了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党代表;当月底,为保存革命力量,他率领农民自卫军离开通城向江西修水转移,编入没有来得及参加南昌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卢德铭。

1927年9月9日,根据指示,卢德铭指挥警卫团在修水率先举行了秋收起义。罗荣桓时任特务连党代表,随警卫团参加了起义,开始在的旗帜下战斗、成长。9月底,由于优势敌人的反扑,所有起义部队被迫向井冈山转战。三湾改编后,罗荣桓成为我军历史上最早的7个红军连队党代表之一。

1928年4月,朱德、会师井冈山,成立工农红军第四军,罗荣桓相继担任红三十一团第三营党代表、第三纵队(原红三十一团)九支队党代表,随后参加了井冈山斗争和转战闽西,是红四军中出名的政治工作干部。

1906 年5 月31 日(农历4月9日),罗瑞卿出生在四川省南充县舞凤乡清泉坝村,少时就积极求学,立志报国。从南充县立中学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罗瑞卿一直是青年团的活跃分子,为反帝爱国运动摇旗呐喊。作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他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与政治教育。在聆听了关于农动的演讲后,“追随干革命”成为他的人生目标。

1927年夏天,在武汉寻找党组织关系的罗瑞卿几乎病殁。8月中旬至9月下旬,他因患伤寒病而进入仁济医院治疗。由于交不出住院费,他被院方拉到四川会馆一间破旧的空屋内,“躺以待毙”。幸遇一好心人相救,方得以绝处逢生。之后,他赴常德,到澧州,经长沙,奔武昌,下南京,漂上海,四处寻找党组织。功夫不负有心人!1928年10月,经过一年大海捞针,他终于在上海与党组织接上了头,转为党员。虽身在十里洋场,但他始终心系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多次向党组织申请到红四军中工作。

1929年3月,罗瑞卿受派遣,奔赴闽西上杭县蛟洋游击队担任教官。5月底, 以蛟洋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红五十九团,罗瑞卿担任参谋长。6月10日,红五十九团被改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罗瑞卿任参谋处主任(旋代理参谋长)。他终于实现了到红四军工作,见到的夙愿!

可是,罗瑞卿还没有来得及向表示自己的仰慕之情,就离开了红四军。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闽西龙岩城召开,罗荣桓(时在三纵队)、罗瑞卿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由于两人不在一个纵队,所以彼此印象不深。在会上,围绕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许多人把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错误地看作是“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

从秋收起义以来,罗荣桓便在领导下工作,他从实践中认识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正确性,所以在会上发言大力支持。但是,这种意见在会议上毕竟只占少数,会议最终改选陈毅为红四军前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离开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指导工作。

对于红四军内的激烈争论,刚刚成为红四军一员仅仅12天的罗瑞卿,自然不好轻易表态,但罗荣桓的发言却说出了他的心声,他也因此牢牢记住了“罗荣桓”这个名字。

离开红四军,罗荣桓、罗瑞卿等心情落寞,为红四军的前途命运担忧。这时,蒋介石发动对闽、粤、赣三省的第一次“会剿”,红四军前委决定:陈毅奔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内争论情况;第一、第四纵队留在闽西坚持斗争,第二、第三纵队出击闽中——这是所反对的。

由于闽中群众工作没有基础,红四军出击部队出师不利,不得已回师闽西。实践证明,确有先见之明,红四军离不开他。

1929年9月下旬,红四军攻占上杭县城,遂在城内太忠庙召开了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罗荣桓在会上发言,强烈要求将请回来领导红四军。这时,罗瑞卿刚刚调任第二纵队五支队党代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也认为红四军离不开,发言支持出山。在当时许多同志的反对声中,罗荣桓、罗瑞卿的声音弥足珍贵。

10月22日,陈毅从上海返回部队,带来了根据中央军事会议精神所拟的党中央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指示信肯定了红四军的斗争经验,要求红四军前委维护朱德、的领导,并明确指出:应仍为前委书记。11月26日,回到红四军前委,随即决定召开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12月28日,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溪背村廖氏宗祠召开,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会议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系统地总结了红四军建军的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奠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基础,使红军得以肃清一切旧军队的影响而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大会接着改选了红四军前委,担任书记。、朱德、陈毅、罗荣桓、、伍中豪、谭震林等11人为正式委员。

1930年1月,为发展壮大红军,红四军前委决定:朱德指挥第一、第三、第四纵队从古田出发,回师江西,指挥第二纵队断后。为加强第二纵队建设,根据政治建军原则,改组了这个纵队的领导机构,起用了“两位姓罗的党代表”:罗荣桓任政委,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人民军队历史上两位著名的将帅,开始首次共事。

第二纵队的老底子是红四军军部特务营,它是由起义部队编成的。一直以来,部队里存在浓厚的旧军队思想作风,有不少人还没有认识到红军党代表制度的重要性,甚至骂党代表是“卖狗皮膏药的”,也有不少人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单纯军事路线”影响很大。在管理教育上,打骂士兵的现象普遍存在,枪毙逃兵的事件时有发生;个别人看到士兵赌钱,不仅不制止,反而要赢了钱的请客。

面对上述不良倾向,罗荣桓、罗瑞卿一到职,就督促各连队党支部逐条对照“古田会议决议”,检查本部队和本支部存在的上述问题。检查结束后,他们又要求各支部把检查的结果向全体党员公布,发动士兵群众讨论。这样,就从上到下营造了反不良倾向的氛围,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在部队中开展起来了。

在政治工作中,罗荣桓和罗瑞卿密切配合,罗瑞卿没有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罗荣桓就经常向他介绍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情况。罗瑞卿后来曾深情地回忆道:

在中央苏区时,我们就不断听到罗(荣桓)宣传主席领导正确的故事,如秋收暴动、三湾改编、井冈山斗争如何艰苦,天天红米南瓜,主席如何教育部队忍耐坚持……虽然这些宣传,还是带着单纯的朴素的性质,但他是满腔热情的……对我们也起了一定的教育作用。

经过罗荣桓和罗瑞卿几个月的努力,第二纵队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前委的赞扬。

罗荣桓和罗瑞卿在性格上各有特点,形成互补:罗荣桓沉静、稳重,罗瑞卿爽朗、干脆,两人之间配合十分默契,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1932年3月,罗荣桓升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时,他又推荐罗瑞卿接任红四军政委。因为他俩都姓罗,又先后任第二纵队、红四军政委,同志们为了区别起见,便干脆称呼罗荣桓为“大罗”,罗瑞卿为“小罗”。

1930年11月,为打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采取“诱敌深入赤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战术的红军,主动撤退到江西宜黄。这时,各军都开展了肃清AB团的斗争(AB团,是1927年初在江西成立的一个秘密组织,其主要任务是排斥在江西省各级党部中的人和。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此组织即无形解散),这是在红军中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肃反斗争。由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敌情估计错误,加之缺乏经验,没有正确的政策和方法,一时间,部队中出现了乱捕乱杀的现象。

一天,时任红十一师政委的罗瑞卿来到红四军军部,向罗荣桓政委反映肃反情况。“前几天,我们十一师宣传队的几个同志被供是‘AB 团’,杀掉了。我看,他们不像是‘AB 团’!”罗荣桓也为肃反一事苦恼,罗瑞卿的话让他平添愁绪。

面对老上级、好战友,罗瑞卿有话就说:“我认为把混入红军内的反革命分子清除掉很有必要,但如果没有证据乱捕乱杀,势必会枉冤一批好人。”

“是啊,前天,萧克到我这来说,他们十二师已杀了100多人,对此,他感到有问题!”当时,上级有规定,捕人由各团党委决定,杀人由各师党委决定,无须向军党委请示报告。有一次,红十二师准备杀几十人,师长萧克感到杀这么多人有问题,遂驰奔军部向罗荣桓请示。

“萧克同志反映的情况,我们师也有!现在把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这事应该跟毛委员反映,尽量少杀人。”罗瑞卿直抒胸臆。

“我已跟毛委员谈过一次,他对此事很担心,并让我在做好反‘围剿’工作的同时,多过问此事。”罗荣桓说,“你们师的肃反,就按你说的‘尽量少杀人’,不能出现冤案。审查错了的,必须刀下留人!你回去和际春同志共同把好这道关。”

有了罗荣桓这番话,罗瑞卿心里有了底,他和红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严格审查,把一些已经被关押起来等死的同志解放了出来。从此,“罗政委刀下留人”的故事便在红四军部队中流传开来。

1930年12月,罗荣桓、罗瑞卿一起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 1931 年5 月16 日,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打响,罗瑞卿当天率部在观青崖(位处富田和东固之间)设伏时不幸中弹,头部、左颊负重伤,被送到后方医院急救。消息传来,罗荣桓痛惜不已,他把满腔怒火倾泻向敌人,决心以不断的胜利安慰战友。至31日,他和指挥红四军从江西富田打到福建建宁,横扫350多公里,与兄弟部队在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五战五捷,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战斗结束,他托人把许多战利品捎给罗瑞卿。

1931年9月间,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接近尾声,红四军和红三军团联合攻击驻兴国高兴圩的敌第十九路军,这是一场硬仗,红十一师师长曾士峨在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当时,罗荣桓脚伤化脓,行动十分不便,但仍忍痛奔赴前线,与指挥红十一师等部于9月15日在方石岭将敌五十二师歼灭。战后,他动情地说:红十一师是由第二纵队发展起来的,瑞卿和我费了不少心血;师长牺牲了,我指挥部队向敌人讨还一点血债,也算是代瑞卿履行职责了!

1933年1月,由于伤病经常发作,罗瑞卿离开红四军,调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当时,军团保卫局主要任务有二:一是训练警卫员,保护军团首长的安全;二是巩固部队,防止个别坏分子拖枪投敌,防止反革命分子混入我方进行破坏。在开展上述工作中,保卫局常常要和军团政治部打交道,罗瑞卿也经常向罗荣桓请教如何开展工作。有时,属于军团政治部分内的事,罗荣桓也请罗瑞卿代劳。有一次,罗荣桓委托热衷演剧的罗瑞卿组织了一个文化娱乐训练班,学员学习结业后便组成了剧社。因为军团机关报叫《战士报》,这一剧社也就命名为“战士剧社”。剧社成立后,在罗瑞卿的具体指导下,演出水平越来越高,其影响也越来越大。

1933年春,时任红一军团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的李卓然和罗瑞卿等人又编了一出《庐山雪》,描写红军打进了南昌,即将杀上庐山去活捉蒋介石,蒋的反动统治就像春天庐山上的残雪,很快消融、瓦解。为了体现官兵同乐,在罗荣桓的支持和赞助下,罗瑞卿将军团主要领导干部都动员上了台,各人都按实际担任的职务扮演角色。至于反面角色,罗瑞卿自告奋勇演蒋介石。

罗荣桓此时正患疟疾,烧得满脸通红,本来不想出场,但架不住罗瑞卿的大力动员,最后还是上了台。这一出戏,演员的阵容可谓空前,引起了指战员们极大的兴趣,部队的文娱生活更加活跃了。

可是,罗荣桓终于病倒了,随后厄运也来了!1933年4月,“左”倾领导人勒令他离开红一军团,担任江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前来送别,两人执手相看泪眼……

此后,罗瑞卿继续担任保卫局长,而罗荣桓在江西省军区并没有待多久,转马灯似的调任过军委总政治部巡视员、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巡视员等职,直到1935年9月中旬长征接近尾声,经历草地分裂的中央红军大部抵达哈达铺,部队合编为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任政委),红一军团改称第一纵队,罗荣桓担任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红三军团改编为第二纵队,罗瑞卿担任纵队政治部主任。“大罗”“小罗”终于又走到一起了,两人都非常激动。9月22日,部队在哈达铺举行会餐,吃了红烧肉。席间,看到罗荣桓,问道:“罗荣桓同志,你走出草地,有什么妙计啊?”罗荣桓腼腆地笑了一笑,还没有考虑好如何回答,站在一旁的罗瑞卿帮了腔:“他的妙计就是坚持同群众生活在一起,依靠群众又带领群众前进。”听了罗瑞卿的话,大家不禁暗暗点头,都感到罗瑞卿这一回答概括得既准确又深刻。

1936年6月1日,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旧庙堂前红旗招展,“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第一期在这里举行开学典礼,宣布:黄埔出身的、罗瑞卿分别担任校长、教育长。红大第一期分3个科,第一科大都是红军师、团以上干部,红军名将陈光担任第一科科长,罗荣桓担任第一科政委,学员有、罗荣桓、罗瑞卿、、刘亚楼、张爱萍、彭雪枫、杨成武、谭政、王平、黄永胜等38人。在红大,罗荣桓、罗瑞卿既是学校行政领导,又是普通学员。命令一宣布,罗荣桓真诚地对罗瑞卿说:“教育长,你是我的领导……”话未说完,罗瑞卿道:“我首先是第一科学员,你首先是我的领导!”消息传出,感慨地说:“红军里只有岗位不同,没有高下之分,‘大罗’‘小罗’很团结啊!”

7月上旬,红大随党中央由瓦窑堡迁到保安(今志丹县)县城,县城很小,没有几间像样的房子,学员住宿成了问题,第二、第三科领导都找罗瑞卿诉苦,他急得焦头烂额。当时,第一科驻在保安东南面一公里处的半山坡上,罗荣桓听说依山有几十孔旧石窑洞,他心里有了底。当他带领第一科学员到达那里时,只见山坡上稀稀拉拉长着几丛酸枣棵,石壁上高高矮矮露出几十个蜂窝似的黑黢黢的洞口,这些洞口边缘经过年深月久的风雨侵蚀,都已风化剥落,显得龇牙咧嘴。有的洞口横七竖八支了一些树枝木棍,已成为老乡的羊圈。动员老乡把羊群迁走以后,罗荣桓号召大家自己动手搞卫生、清理校舍、修路。把窑顶已经剥落的石渣清除掉,把窑洞内的柴草羊粪清扫干净,在窑洞口用石块垒上墙和门洞。再买来一些木料做成门,打茅草编成厚厚的草门帘。在窑洞之间平整好道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以窑洞为课堂和寝室,以石头砖块为桌椅,以石壁为黑板的大学校舍就这样落成了。这里的条件同罗荣桓就读过的青岛大学自然没法比较,可倒也冬暖夏凉,还不怕飞机轰炸。情况上报后,罗瑞卿激动地说:“‘大罗’就是‘大罗’,时刻都不给‘小罗’加担子!一科自己解决住宿问题,给我们校领导帮了大忙!”

开学时,在、罗瑞卿陪同下来到学校,在开学典礼上讲了话;然后,又由罗瑞卿、罗荣桓等陪同参观了教室和学员的宿舍。看到石窑洞里的石桌、石凳、石黑板,不禁诙谐地说:“你们走的是石头路,坐的是石头凳,用的是石黑板,住的是石洞,真成了石器时代的人了。”他的话把大家都逗乐了。接着,他又连连称赞这个地方清静、空气新鲜,要比他住的地方好。他感慨地说:“人有了两只脚两只手真是了不得,有了两只脚,一走就是两万五;有了两只手,把这个拦羊的地方搞得这样整齐。”罗瑞卿对罗荣桓挤挤眼睛,竖起了大拇指。

罗瑞卿、罗荣桓等陪同兴致勃勃的沿着石梯一直上到最高一层石洞。叉着腰站在洞口,俯视着莽莽群山,风趣地说:“你们这真是原始天尊的弟子啊!”他又回过头问罗荣桓等:“你们何时下山啊?是等修炼好了,还是等天下大乱再下山啊?”

1937年1月,罗荣桓来到延安,就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这时,后方政治部主管着军委直属机关、学校、工厂和陕北军事部(相当于省军区)、陕北红军等的政治工作。红大迁址延安办学,政治工作也要请示罗荣桓,所以“大罗”“小罗”三天两头见面。这时,每逢假日,罗瑞卿、萧劲光等人常常一起来到驻扎在延安师范旧址的后方政治部找罗荣桓。他们或是围着火炉摆龙门阵,或是到延河边散步,见面十分频繁,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北上抗日,“大罗”“小罗”从此分别多年:作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训处主任,罗荣桓随军挥戈北上,后坚持山东抗战多年,解放战争时期纵横东北战场;罗瑞卿始则继续领导红大办学,后担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多年,解放战争时纵横华北战场。两人虽身在两地,却相互挂念。

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两次出任总政治部主任(1950年4月至1956年12月,1961年1月至1963年12月),罗瑞卿历任公安部长(1949年8月至1959年9月)、总参谋长(1959年9月至1965年12月),两人缘聚北京,工作上经常联系,私谊也日益深厚。1955年9月,“大罗”被授予元帅军衔,“小罗”被授予大将军衔,并分别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因病与世长辞。痛失良将,几天内夜不能寐,写成七律《吊罗荣桓同志》,满怀深情地回忆道:“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罗瑞卿痛失良师益友,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这是主席和荣桓同志红军时期关系的写照,何尝不是我和他那时关系的写照!”说这话时,他又回忆起和罗荣桓在赣南打游击、转战中央苏区,以及罗荣桓因“左”倾路线迫害离开红四军的往事……

1978年8 月3 日,在民主德国波恩治疗腿疾的罗瑞卿,因心肌梗塞病逝!至此,“大罗”“小罗”相继辞世,但他们的革命友谊尤其是红军时期的战友情谊,永载历史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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